世纪末的中国教育，要想回应挑战，抓住机遇，提升质量，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而深化教育改革又急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育理论的贫乏必将带来教育改革的浮躁。教育理论的偏激也将给教育改革带来不可挽回的失误。因此，教育改革的深化急需系统的、全面的教育理论，急需圆融的教育智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黄济先生的新著《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就以凝重之笔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在国内外教育学界很难见到的教育智慧。
第一、该书是会通古今之作。中国社会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包括教育史），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智慧。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明史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审视”和“剪裁”下被搞得支离破碎，被认为是“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于现代学科体系中只能充当“配角”或“注脚”的角色。这种状况在本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的教育哲学著作，论及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很少，有系统分析的就几乎没有。在百年教育改革史中，人们也基本上是根据国外的某一种教育哲学来设计的，很少从传统中汲取教育智慧。传统的遭贬导致了传统的失落，传统的失落导致了认同的危机，给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有着深厚国学素养的黄济先生在《教育哲学通论》中以整整一篇（共七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传统的教育哲学，提要钩玄，含英咀华，彰现道统，这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该书的许多其他部分，黄济先生也努力地给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以“话语权”，以实现他“古为今用”的愿望。
第二、该书是中西合璧之作。《教育哲学通论》在全书结构上首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次论现代西方教育哲学诸派别（共六章），视野开阔，交相辉映，然后再于教育哲学若干基本问题中将中西的哲学与教育智慧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阐述。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广博的学术襟怀，是西方的许多教育哲学家所不具备的。他们不仅很少了解东方的教育哲学，就是连西方其他国家甚至其他派别的的教育哲学文献也了解、引用很少。中西合璧将给21世纪的中国教育哲学建设带来勃勃生机。
第三、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之作。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其理论性与思辩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而是对实际问题最深层的关照。该书就很好地体现了教育哲学的这种实践特性，在分析理论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时以教育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的发展为背景，在分析教育实际问题（如“知识论与教学”）时，又不忘记从一定的教育理论框架出发，真正地体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既突出一般又重视特殊；既从未来出发，又不忘记历史教训；既讲可能性又重现实性。
第四、该书是性情与学理融合之作。学者“为学”与“为人”是分不开的，他们为人的品质与襟怀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为学的品质和襟怀。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尤其如此。黄济先生是大家所公认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学老前辈，但是他从不在为人和为学上以老前辈自居，从不看不起别人，总是抱着非常谦虚的态度。他在该书前言中说，“书名题为《教育哲学通论》，其中不‘通’之处，还在所难免，恳请得到专家的批评和指正！如果皇天降祉，假我数年，使在耄耋之年，尚能发愤学习，待到再版时，再做些修订、补遗和纠偏，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到那时或许敢放声说一句：‘可以无大过矣’！”这些话绝非为了博得“谦虚”的美名，而是体现了他平日为人和为学的基本原则。读《教育哲学通论》不仅使我在知识上有收获，而且使我在人生上也获益匪浅。
正是古与今、中与外、理论与实践、性情与学理的会通融合，生成了圆融的教育智慧。“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